04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第4章:对宣讲国度的忧虑
比起当代福音主义,现代反超自然主义理论更热衷于谈论千禧年。教会历史中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自然主义世界观起初对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充满反感,最后却狂热地拥抱临在于历史中的千禧年(immanent millennium)的观念。[1]
对千禧年的狂热,以及闵采尔(Müntzer)和茨威考(Zwickau)的先知们,还有马提斯(Mattys)与蒙斯特(Münster)王国所信奉的“肉身千禧年主义”(carnalchiliasm)[2],都不是现代基要主义的特征。在非时代论(non-dispensational)的基要主义阵营中,无千禧年主义和前千禧年主义都认为,不论是地上的或天上的国度,都不会是靠基甸的刀[3]建立起来,而是因基督的再临而实现,虽然现今基督对于教会已经是真正的属灵统治者。而对于时代论的基要主义来说,千禧年国度迟延论的主调是“千禧年国度不是现在的国度,而是未来的国度”,因此,现代基要主义不赞同一个靠强力带来的地上国度。但现代自由派与此相反,他们相信即将到来的地上国度,并且进一步制定了斗争策略,要废除社会不平等。于是乎,近年来的国度狂热主义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盟友。
尽管如此,基要主义还是坚称这个未来的国度必定到来。因为在一个道德性的世界中,义人必然得胜。后千禧年乐观主义者相信,在基督再临之前,信徒经过努力可以建立千禧年国度,但这种想法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深受打击。在这之前,一些谨慎的福音派人士如詹姆士·奥尔(James Orr)就曾试图修正后千禧年乐观主义,认为千禧年国度的建立仍要靠基督再临。[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音派的后千禧年主义几乎完全把关于千禧年国度的宣讲拱手让给了前千禧年主义和无千禧年主义。后两者团结在共同的信念之下,相信基督的再临是未来黄金时代出现的先决条件,但在是否有地上千禧年国度的议题上,二者仍存在分歧。当代福音派确信正义终必得胜,但也深知世俗世界对福音的敌意,并且拒绝自然主义者的乐观主义,后者只关心进化演变。基督很快再临的美好盼望没有被轻忽,对千禧年国度的期盼也完全不同于自由派对建立人类社会新秩序的自信。
但最近几年,基要主义在宣讲千禧年国度时越来越显得犹豫。
把上帝的国度等同于现今世俗社会秩序的理论,不论它朝着民主社会或共产主义方向做了多少修正,一直以来都受到福音派人士的抵制。正如反对世俗人文主义那样,基要主义一直在证明任何缺乏救赎元素的文化,本质上都不同于上帝的国度。上帝国度的独特之处正在于超自然的救赎。由于诸多原因,拥护民主的文化比赞成极权主义的文化可能得到更多的偏爱,但它们不会因此就等同于上帝的国度。正因为如此,基要派极力抵制自由派最有特色的此时国度(kingdom now)论。
另一方面,基要主义也流露出对彼时国度(kingdom then)论的忧虑。部分原因在于二战的发生打击了那些夸大预言。虽然基要派在这方面没有像对未来持乐观主义的自由派那样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然而,这个预言运动还是带来了无数令人尴尬的地方。严重受挫的不仅仅是一些预言,诸如罗马帝国的复兴——尽管预言的失败已经令人甚感沉重。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种鉴别谁是敌基督的潮流。福音派人士因此不仅在千禧年问题上出现分裂,而且也在灾前被提、灾中被提和灾后被提的问题上意见不合。他们纠结于彼此的差异,而没有团结起来以超自然主义反对经验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更严重的是,一些基要派牧者虽然对圣经的先知预言耳熟能详,却不再积极宣讲基督才是崩溃后的世界文化的唯一医治者。结果,他们培养了很多聪明的旁观者,而不是大有能力的福音使者。他们的特长是召开先知会议,而非向世界发出五旬节式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时国度论应运而生。一些负责任的基要派人士已经承认在他们战前的预言中有不合理的推论,但拒绝说他们在所有问题上都错了。人文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虽然对这一预言得到应验不为所动,如巴勒斯坦会被非基督教的犹太移民涌入,但他们不得不接受基要主义者的主张,那就是世界将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如此,基要派人士仍须对夸大的预言作出真诚的忏悔。
此外,在有关末世论的思考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转变。一方面,回归到更为保守的前千禧年主义,如阿尔福特(Alford)和特伦奇(Trench)。他们同时还去掉了在繁琐细节上的独断。长此以往,基要派下一个世代的末世论宣讲将主要集中在国度、再临、死人身体复活和将来的审判,而不再关心次要的事件。另一方面,一些反对时代论前千禧年预言细节的福音派人士,则也抛弃前千禧年主义及其细节而转向了无千禧年主义。本书的研究不是要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趋势的理由,笔者所持的看法是广义的前千禧年主义。我不认为那些繁琐的细节被否定,前千禧年的整个理论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若基于更可靠的理由转向无千禧年立场,则是另一回事。但这本小册子要向福音派人士强调的是,重新深入研究整个千禧年国度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福音派各方就有望达成一致,有效地反对现代的思想潮流,避免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当这个系列文章陆续发表的时候,一位基要派代言人告诫笔者要“远离国度话题”。大概是因为基要派在讲道中越来越不愿意解释千禧年国度的观念,因为此时国度的信息太容易与自由派社会福音相混淆,而彼时国度又容易误导人把基督教看作是现代思想的一种逃避策略。
但是,比起其他话题,国度更经常出现在耶稣的口里。他充满喜悦地一再宣讲国度的真理,那是他宣讲的中心主题。去掉他关于国度的讲论,无论是用比喻的还是不用比喻的,他的话就所剩无几。人们一再从他的口里听到“上帝的国”或“天国”的观念,而他一切的工作都是围绕天国展开的。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新的国度理论;现在已经进入教会历史的晚期阶段,任何新奇的解经往往会令人怀疑。我在这里也不是要仔细梳理那些流行理论,何况这么短的篇幅也不可能胜任。笔者虽然持广义的前千禧年主义,但我对时代论的国度延迟论[5]没有特别偏好,在这里也没有必要附和这种前千禧年观点。在我看来,把教会的时代看作是延续而非断裂,看作救赎计划的惊人统一而非中断,这似乎更符合圣经的历史哲学。[6]笔者认为,预言表明存在一个未来的地上国度,而非仅仅是一个永恒属灵意义上的国度。[7]尽管如此,这些系列文章的任务不在于宣传某种国度观念,而是要提倡一个福音派的信念,即在基要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比福音对世界更具适切性,任何切断这种适切性的国度观点都会毁坏基督教最本质的特征。
耶稣关于国度的教导中,包含了已然国度和未然国度。只有承认这一点,这样的研究才是全面的。[8]这并非是说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而是强调上帝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实现。圣经学者的任务是要发现(1)在什么意义上它已经存在于地上;(2)在什么意义上它要在基督再来之前实现,以及(3)在什么意义上它要在基督再临时得到完全实现。
《马太福音》在四福音书中是最具犹太特色的一卷福音书,它非常强调旧约预言与弥赛亚预言之间的延续性,并且指出这两种预言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应验。因此相比于其他地方,我们在这卷福音书中更能找到耶稣关于上帝国度观念的清晰教导。
耶稣显然没有宣告他会带来一个地上的政治国度。他不仅无意如此,还坚决弃绝这种观念。门徒没有使用武力推翻罗马帝国,凯撒与上帝国度的观念也没有必然冲突。只有当凯撒想得到唯独属于上帝的,冲突才会发生。耶稣所说的国度,似乎与世俗政府是可以共存的,只要这些世俗政府并不干涉重生后的信徒在其生命中寻求至善(summum bonum)。但世俗政府并不看重救赎信息,因此不应被等同于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此时国度和彼时国度的主要区别在于,未来国度会把所有一切关注都集中在救赎之王身上,因为所有政府和权势都要臣服于他。这个区别掩盖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未来国度是否包含地上的统治。
人现在把多少精力集中在救赎之王的身上,就决定了上帝的国度在现在的时代有多大程度的实现。上帝的国度不能完全等同于地上的统治——虽然一些统治促进了救赎的进程,另一些则起到阻碍作用。人的统治并非必然与上帝的统治相冲突,除非它故意如此;即使冲突发生,上帝的国度也主要是倚靠灵性的革命达到其目标,而非倚靠政治革命。不管怎样,这是一个被赋予道德秩序的世界,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最终会在两个领域都得胜。希罗文化在中世纪以前的衰落,不是因为耶稣迫使犹太政府按照他的原则行事,也不是门徒努力去破坏罗马帝国的结果。希律王下台,凯撒被推翻,都不是上帝国度即将来临的先决条件。国度指的是每个人与他们的救赎之王耶稣基督的灵性关系,它的存在无需等待推翻或建立任何形式的地上政府。可以假定,它与任何一个不扭曲救赎含义的地上统治都是相容的。不扭曲救赎含义的极权制度,比扭曲了救赎含义的民主制度更好。但即便如此,不扭曲救赎含义的极权主义或民主制度也不因此就等同于上帝的国度,因为在彼时国度中,一切行动都要以救赎为中心。
在此时国度中,耶稣的福音没有以政治力量的铁蹄对付那些反对他的人,而在彼时国度中,将会有一个伴随烈火和洪水的审判结局。传统上,教会按照救赎主的教导,世世代代都在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而,这个祷文的希伯来文版本却反映了在此时国度和彼时国度之间存在多么大的鸿沟。
使徒关于国度的观点,对当代福音派具有同样的权威。在宣讲国度信息时,我们看不到使徒有什么忧虑。我们看到腓利宣讲“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徒8: 12)。保罗在以弗所的会堂放胆辩论“神国的事”(徒19: 8),他在最后的讲论中提到以弗所的领袖时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徒20: 25)到了罗马,保罗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徒28: 23)。他在那里住了两年,“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徒28: 31)。
使徒关于国度的观念同样具有此时和彼时的特点,正如我们在耶稣的教导中所发现的那样。
这个国度不完全是未来的。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上帝的国度意味着“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 17);在《哥林多前书》里他指出,上帝的国度“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4: 20);他在《歌罗西书》中劝勉门徒说,父“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西1: 13)。《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来12: 28)《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写道:“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启1: 9)这些经文清楚地指出,国度在信徒生活中是一个已然存在的属灵事实,与上帝的救赎和重生计划是共通的。
但这个国度也具有非常荣耀的未来维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到基督的再来以及死去的义人要在末日复活时说:“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林前15: 24)显然,基督的统治包括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他所有的仇敌还没有降服在他的脚下,另一个时期是所有的仇敌已经降服在他的脚下。再一次,保罗写到“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15: 50)时,向信徒解释了可朽坏的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他“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提后4: 1)劝诫提摩太,并且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提后4: 18)彼得如此激励他的弟兄们,要“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后1: 10-11)。《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期待着“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11: 15)的日子,到了那时,“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启12: 10)。门徒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后也听到他关于上帝国的教导,并询问他什么时候要来复兴以色列(徒1: 6)。已然存在的属灵国度指的是耶稣在信徒的心里作王,但并非说未来国度的含义就是如此,因为到那时所有反对和抵挡的势力都要臣服于基督脚前。
当代福音派需要(1)再次提醒救赎信息对全球问题的适切性;(2)在普世阵线中,努力形成重要的福音派共识;(3)去除福音派信息中的一些元素,因为这些元素斩断了福音派对世界的关怀,而且把这种关怀看作是与基督教的本质不相容的;(4)在对首要问题的坚持已具有超出国界的意义之时,重新研究末世论,找到正确的观点,不再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次要问题的争论上。
[1]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这种乐观主义信仰的门徒。他说:“迄今为止,进步一直是法则,从今往后也将如此,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当发现这种进步是由一个普遍规律所推动——按照这个规律,这种进步必须持续直至达到完美状态,那时,对这个状态的信念就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具有确定性。”(Social Statistic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883], p.78)
[2] 宗教改革时期重洗派主张的千禧年主义。——译注
[3] 参《士师记》7: 20。
[4] 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强调上帝作为君王降临,才能避免乌托邦主义死灰复燃。——译注
[5] 国度延迟论(postponement theory of the kingdom)认为耶稣第一次来临本来要建立上帝的国度,但由于犹太人拒绝,上帝的国度被延迟了,直到耶稣第二次来临才会被建立。——译注
[6] 根据国度延迟论,耶稣要在他的第一次来临时建立大卫的国度,但由于耶稣被犹太人拒绝,出现了国度的“神秘形式”。结果,这个教会时代的上帝计划据说只是“召出”信徒。在过去的两个世代里,这一理论在北方得到了广泛支持。很多人若非仅仅机械地认同全部的前千禧年主义,也是机械地认同全部的基要主义。约翰尼斯·魏斯(Johannes Weiss)、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和其他所谓的“末世论调和派”只把耶稣看作是有恩赐的先知,他传讲的仅仅是一个未来的末世国度——这种一边倒的未来论调与延迟论关联不大,当然它也没有考虑过犹太人在国度中的位置。
[7] 詹姆斯·奥尔以一种欢快的风格表达这种情怀:“我要承认,我被将来地上末后日子的荣耀——充满安息日的安宁及公义得以实现——吸引住了。对我来说,它似乎根源于旧约的预言,我不愿意弃之不顾……”(Sidelights on Christian Doctrine, p.174)
[8] 傅杰森(F. J. Foakes-Jackson)和柯索普·莱克(Kirsopp Lake)坚持认为福音书中的上帝国度有两层意义:这是一个未来的国度,它被宣告即将到来;同时,这也是一个由上帝统治的现时国度。“所有抹杀其中一个层面来解释上帝国度的尝试都失败了。”(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I, p.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