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第2章：力挽颓势

针对基要主义，有一种抱怨认为，圣经对人的评价导致在社会参与上的无力。从基要派的观点来看，这是所有对它的指控中最为不实的。

新约教义没有排斥一个与世界状况紧密相关的福音信息。

的确，新教保守派坚称，只有对人的罪性和重生的必要性作出客观评估，才有可能把关于世界事务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上，任何其他框架只能提供“泡沫式的治疗”。

可是，福音派还是深受困扰。基要派圈子越来越意识到，尽管福音派在上帝的启示与救赎方面坚持正统的认信，但是却越来越无法阐明福音的社会意义。要求重新评估教会与世界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教义的边界不可挪移，答案也只能出自其中。当现代人在全球困境中挣扎时，福音派的良心也深感不安，因为历史性的基督教真理被武断地抛弃，以之诊治西方文化顽疾已被看作死路一条。基要主义也想不通，为何带来世界改变的真理被窄化为仅仅是对孤立个人的改变。

福音派的困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方面，福音派认为，非福音派大力推动世界性的社会进步是为了博取大众对其意识形态的支持，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是一套与福音派完全相悖的理论。提升社会道德、倡导四海皆兄弟的运动、国际间的联合、战争防预机构的设立，只要他们在争取这些目标时并没有坚持所有人身为罪人必须重生，它们都被视为与历史的基督教传统相敌对。

基要派对这种敌意不愿意等闲视之，在他们看来，整个圣经信仰已经岌岌可危。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不论非福音派运动的目标多么诱人，它们都是在鼓励其追随者以错误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基要派并不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其自身的道路只是更佳而已；如果他们这么想，他们之间的敌意也就不会这么严重了。[1]福音派认为非福音派人士是在错谬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企图达到目标，他们推崇一种对人天真和错位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来自于对现实的肤浅看法。福音派认为，自由派人士、人文主义者、道德理想主义者都对世界的深层需要认识浅薄，对人彻底纠正罪恶的能力过分乐观。

相信人在罪中沉沦，而上帝有能力恢复作出回应的罪人，只有这样的人论和救赎论才足以打开基要派改革世界的方式。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白费功夫，并且事实上是在诋毁具有历史意义的救赎性福音所独有的适切性。从这个观点来看，那些脱离了圣经启示真理的现代改革者，他们改变世界的热忱实际上是无视耶稣的主张：只有人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而后“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非福音派人士喜欢将“上帝的国”等同于“这一切”，反映出对基督代赎意义的无知，非福音派人士使用的是一个非福音性的方法论。

可是，对非福音派解决方案的抵制，至少在逻辑上不应使福音丧失社会适切性。改变世界的热忱肯定是早期教会的特点，不论它在基督的代死和复活的救赎论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若非如此，基督教就不是那三个世纪被人所知晓的宗教。如此这般对世界的热忱使基督教真理被统治者看中而愿意带领臣民一同归附它。缺乏翻转世界热忱的基督教不是使徒传承的基督教。

因此，现代基要主义不明白为何这伟大的传统似乎失去了它的世界适切性。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更加突显，因为很多问题不能仅在一个群体或国家内解决，而是必须依靠更广泛的国际决策。福音派虽然小心地回避了与非福音派群体的合作，却没能发掘出福音信息丰富的社会内涵。

对于前千禧年主义者和无千禧年主义者，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认为，不仅非福音派人士依靠他们的方法论无法实现完美的社会秩序，福音派人士靠传福音也做不到。后一种信念是基于相信国度的开创有待基督的再来。无千禧年主义者不相信在地上有一千年统治，但他也不对现行社会秩序抱有希望，除非基督再来。在这方面，占现代基要主义阵营中最大多数的前千禧年主义者和无千禧年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后千禧年主义者，后者想依靠人的救赎性努力成就上帝的国，并期待在出现世界性皈依的黄金时代之后，基督会再临。

值得指出的是，针对现今世界秩序的绝望情绪在增长，就当代基要主义来说，不是因为对超自然福音的大能缺乏信心，相反，这种绝望来自于前千禧年主义者和无千禧年主义者对圣经的诠释。在他们看来，圣经对整个世界的皈依不抱希望，而是专注于基督的再来，以之为上帝国度的关键。他们对现今时代的绝望，是基于世界将对救赎性福音缺乏回应的预见，而不是福音本身有何缺陷。

这个满有盼望同时又伴随着先知性绝望的福音，已经在过去的两个世代提出了一个基要主义无法完满解决的问题。在现代宗教自由主义崛起之前，福音派尚可以宣讲救赎性重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唯一办法，并且似乎也没有失去它的社会热情，原因是大多数有创造力的理想主义都来自教会。但是，自由派极力削弱超自然主义框架之必要性，宗教人文主义则推崇完全的自然主义，这些流派联手发起了一场针对现代社会罪恶的猛烈攻击。

基要主义从这种与圣经救赎相脱离的道德主义中撤出，本可以无需割裂福音教义与道德要求而继续保持其本色。在历史上，基督教既是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世界观；既有社会意义，也有哲学意义。

但是，不知不觉，基要主义越来越专注于对非福音派人文主义的抵制，视之为蒙蔽大众，争夺他们的信念的竞争者，并且由于基要主义对现世持悲观的态度，它也越来越把福音信息窄化为只向那些从邪恶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信仰余民”传讲。已经尘埃落定，与其说是因为上帝使现今世界不可避免地如此，不如说是因为预见到人心的刚硬，所以那些非超自然的理想主义在未来统统都会失败。尽管救赎性的福音曾经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信息，现在它却被窄化为一个抗拒世界的信息。在20世纪的基要派中，不可能出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当代版本。

在反对非福音派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基要主义开始抨击现代改革者的社会议程。它部分是出于刚才已经指出的成见，即美好的目标是以不可取和无效的方式来寻求。此外，基要派也逐渐看到，宗教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对世界和平、人类手足之情、民主及新型经济的理解，与基要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基要主义坚称，它的目标和方法与非福音派运动迥然相异；非福音派所争取的是不当之物。

例如，非福音派正在努力达成一个公义与持久的和平。在理论上，这是用任何方法都可以达到的，但在实践中，它却特别剔除了以基督教的重生作为必要的条件背景，可见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基督的代赎和拯救毫无关系的世界和平。对那些清醒了解人性的人而言，这只能是一个奢望。

非福音派也把人类的手足之情从新约的救赎部分中剥离出来。对于早期的美国人，民主是按照圣经所定的方式敬拜上帝的权利，不被属世政权所阻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却被窄化为四种自由，其中包括个人有权按他想要的方式敬拜上帝。福音派认为，这样的手足之情，恰恰使手足之情变得不可能，因为它模糊了人与上帝的关系。

劳工管理问题现在也不再诉诸以重生为条件的对上帝旨意的顺服，而是诉诸政治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左派规则。福音主义的教义特点意味着，它必须抵制这种非福音性的目标和非救赎性的手段，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关于人类本性与命运的定义，一种是寻求完美的物质秩序，另一种是寻求完美的灵性秩序。[2]

对非福音性目标的反击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头谴责，二是沉默抵制。在关于社会行动的宗派会议里，特别是在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亲共倾向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基要派确信，消灭私酒买卖并不能终结世界的邪恶，并逐渐把禁酒运动看作是与次等的邪恶作斗争，因此禁酒人士发现在基要派教会推动他们的工作有时比在自由派教会更难。在这样的道德主义运动中，福音派看到非福音派巧妙地宣扬一种更高尚和更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然而它距教会受托向万国传讲新约的救赎性重生仍然很远。异教理想主义的道德取代了圣经的“好消息”。

当非福音派群体利用媒体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时，福音派人士则抨击他们的人文主义狂热。现代改革者在抨击侵略性战争、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种族不宽容、私酒买卖、劳工管理中的剥削以及其他焦点问题时，从来没有得到来自基要派圈子的鼓励。反对社会福音的基要主义似乎也在反对基督教的社会责任。

基要主义没能在它自己的框架内提供积极的信息，反而倾向于在对世界历史的绝望中寻求庇护，因而切断了福音主义与现代全球危机的关联。真正有创造力的思想，即便在非救赎性的语境中，现在也是由非福音派代言人提出。

福音派人士只能被局限在两者之间做出不自在的选择——或者抨击为公认的罪恶寻找解决办法的当代社会改革家，或者与那些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无法认同的人同行。不少福音派人士最后被社会福音运动所吸引，这一运动逐渐模糊了福音性的教义背景，随之而来的是自身认同非福音派所定义的目标。但大多数人竭力脱离当代的社会改革运动，谴责它们对世界的改革并非建立在圣经原则上，是徒劳的、具有欺骗性的，而自身却更加努力地倡导在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中拯救那少数的灵魂。

偶尔，会出现一种更有远见的基要派声音，抨击世界局势，声称要以使徒改变世界的热忱，通过改变个体的人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即便是非常热衷于思考预言的基要派，也对这样的事实感到不安：不论早期教会如何将上帝国度的最终实现与基督再来相关联，使徒们还是顺服大使命，以不屈的热情把福音带给各处的人。基要派中开始出现一些零零星星的努力，试图将福音信息有效地与当代世界局势连接起来——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在跳动。但是，要清楚说出福音主义及其社会内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对某些现代罪恶作出未加研究的、过于肤浅的分析。例如，基要派在最近关于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的社会纲领的讨论中，愤怒谴责其中的共产主义左翼人士，同时却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现出异样的沉默——其实救赎性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基本上变得含混不清。

今天，在基要主义中正涌现一股新的浪潮——这股浪潮来自于不安的良心，决定不再让福音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视而不见。福音派最优秀的心灵正在集聚力量，认定当今最迫切的需要，是把现代的问题与圣经的救赎进行整合。

我们已经指出，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创造性的伦理思考是由那些意识形态上脱离了新约超自然主义的人所完成的，他们经常用现代哲学中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来入侵教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真理在他们那边。今天，最显而易见的是，当基要派警告非福音派人士，他们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缺乏透彻的研究而无法避免理想的幻灭时，人们却近乎反常地将他轻易摒弃。毕竟，两次世界大战向人们提出了重估基要派立场的要求。

现代自由派的良心困扰来自于他们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是现今时代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也是如此，因为今天再没有人像保罗当年一样发声，不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劳工管理的争议方面，或是在日本、德国或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大学课堂里。

[1] 事实上，非福音派也不认为基要主义是众多可能方法中的一个。非福音派人士对何为最佳方法分歧很大，但他们都认定它肯定不是基要主义。

[2] 约翰·贝内特（John C. Bennett）在探讨自由派社会福音与基督教社会职责的关系时，承认社会福音“是在脆弱和现已过时的神学前设下出现的”（Christian Ethics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p.2）。但他反对抛弃这个名词，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福音运动对每个人所意味的社会责任之重要意义完全丧失”。今天，悔悟后的自由派对社会福音所做的批评几乎一成不变地仍是在一个更大的自由主义框架之内，没有给使徒们的教义——如代赎论和超自然的重生——留出任何空间；他们的社会敏感性还是远远超过神学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