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第7章：福音派的“抗争原则”
我们坚持认为，福音派所相信的未来国度，不应取代过渡时期的世界议程（world program）。这个福音主义思想中的当代社会议程包括：（1）提出全面的救赎框架，抨击全球弊端；（2）反对所有的道德罪恶，不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3）不单提供一个比其他思想体系更高的道德标准，也要提供一种在基督里的动力，借此将人类提升至最高的道德成就。
但是，我们发现，当前抨击道德罪恶的先锋并非福音派人士。相反，非福音派的人文主义走在了前面，鼓舞人们去建设美好的新世界。今天的社会活动主要是由非福音派群体规划的。
随着乌托邦理想的幻灭，非福音派阵营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非福音派的信念变幻不定，自由派在新超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极间摇摆。一些人文主义者沦为悲观主义者，其他人则在焦虑中踌躇不前。
一直以来，福音派远离社会问题，这一状况令人感到尴尬。当前正是最有利的时机，福音派当抓住这个机会，重新夺回推动世界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失败迟早会有，但不能因此自动放弃福音派的宣教责任。不能完全得胜，并不意味着局部的胜利没有意义。福音派所倡导的世界议程正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及时雨。[1]
但是，福音派发现周围的人常常试图在非救赎框架下寻求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并且对超自然救赎心怀敌意，这带来一个很大的难题。福音派人士相信对任何问题作非救赎性的抨击都必然会失败，那么，身处这样的环境，福音派又怎样调和二者的矛盾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笔者也不想假装对此问题有成熟的答案。但这个问题曾经挑战使徒时期的教会，对于剥离了超自然主义的当代西方文化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最优秀的福音派思想家也要费力思考。福音派神学院和大学的宗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福音派领袖如何解读战后危机时期的具体社会需要。今天，没有一个框架是真正适切当今社会问题的，除非它能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回答罪和死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福音派必须努力提出一份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与福音适切性的信念相称。
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主张，不论多么初级，都会对最后的解决方案有帮助，不论它是一种行动抑或是对行动的回应。基督教不应反对任何社会所需要的改革，而应站在改革的前沿，并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救赎的基础上推进其行动。改革若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都会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难以为继。
虽然福音派抵制非福音派提出的解决方案，但却不应该终止与世界罪恶作斗争。正因为福音派对罪恶的反对永不会改变，所以它不仅应该与所有值得敬佩的改革运动长期共存，还应对其给予适当的指导。它必须不遗余力地谴责所有的社会罪恶，同时又坚信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只能建立在救赎基础上。在这场战斗中，福音派要比人文主义和宗教现代主义更加积极。它应该与侵略性战争、政治自然主义、种族不宽容、私酒买卖、劳工管理中的不平等以及一切其他弊端作斗争；而在踊跃投身战斗的同时，它应当指出在基督里的救赎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对笔者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派方法论，而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将其应用出来，则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
福音派就其运动和组织而言并不复杂，它完全由持守传统的基督教有神论者组成。他们不仅团结于对社会议程的需要，也团结在世界有可能被改变的背景之下。但在这些圈子里，挑战社会问题的同时，阐明基督教真理的努力还很不够。也有一些保守宗派，如改革宗，以及美南浸信会联会，一直保持着或开始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但是，要透过宣讲救赎之道为教会赢得所有社会阶层的热情，还需要更多努力。
但如果把社会改革放入更大的集合体中，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些集合体通常是宗教性的，其成员立场多样且主张包容，所以福音派、自由派和人文主义可以一同合作。在这一群体中，当其他人谴责罪恶时，福音派不能保持沉默，但也不能屈从于非福音派的思想框架。因此，福音派的行动路线既要积极地谴责所有的社会罪恶，一点也不能比其他群体落后，又要下定决心：（1）当福音派是多数派时，要在谴责抨击中坚持基督教的救赎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2）当福音派是少数派时，要以“抗争原则”来反对罪恶，热忱地投入抨击社会弊端的行动中，同时坚持救赎重生才是永久改变这些弊端的唯一途径。这样，福音派人士不论是在自身的圈子内还是圈子外，都能以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反对罪恶。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恢复福音派原有的精神。但如何以积极的方式而不是消极的方式，如何在少数派报告[2]之外继续表达抗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福音派应该善加利用民主议事程序的每一个阶段，而不是在这个节点上错误地传达福音派的信念。基要主义者对教会受到束缚感到不安，往往更留意他们所反对的，而不是他们所提议的。
有一些基要主义者会立刻指出，在任何的社会改革中福音派都不应和非福音派联合。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评论那些大的现代宗派是否可能对耶稣基督保持福音上的忠诚——每个宗派都有迥然不同的组织和状况。当然，福音派所要求的忠诚，没有什么能超过对耶稣基督的忠诚。每个福音派人士必须按照他自己的良心，辨识他是否活出了对耶稣基督的忠诚，抑或被宗派压抑了这种忠诚。但是，对基督的无限忠诚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对世界罪恶的默许。
除了宗派带来的问题以外，由于所处的文化并非基督教文化，福音派往往必须为了社会改良与非福音派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其目的。这种做法之必要，恰恰是因为福音派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关于福音派不应该在一个非福音派的处境中表达自己信念的说法，实际上是剥夺了福音派的宣教异象。
只有当一个群体清楚地将救赎意义排除在实现美善目标的选项之外时，福音派才不可能在社会改良上与之合作。如果在这些群体中福音派甚至不能得到少数派的民主议事权利，那就别无他法，唯有单独行事。假如福音派要重新恢复福音的精神，就必须有所行动。在非福音派的群体内，福音派必须抓住机会见证耶稣的救赎大能。它出于信念，永不应该投票赞成低于自己立场的提议，除非同时提出相应的抗议。这样做比拒绝抨击公认的罪恶更能真实地表达其信念，因为后者是在面对连救赎主都会毫不犹豫给予谴责的罪行上放弃立场。
事实上，这些寻求“纯粹福音主义”的运动，出自一些较大的宗派群体。它们常常牺牲社会异象，只关注在日趋敌对的环境中的个人救赎。这里不是说在打破宗派主义之后它们必然走向对社会的冷漠，而是说这样的运动经常牺牲福音派的合一，代之以残缺不全的分离主义世界观，企图以原子式个体的形式在本地或海外开展宣教工作及作出英雄式的真挚牺牲，在敌对的环境中杀出重围。
这样，我们就不能说福音派的社会冷漠是由于加入与自由派联合的宗派联盟。因为即便是没有加入任何自由派联盟的基要派教会，却也和其他教会一样对社会不作为。令人好奇的是，一些加入自由派联盟的基要派教会，却比很多身处纯粹的福音派环境的教会有更多的普世意识。
还有，福音派信念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声音来表达。除非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和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可以在某个现代的安提阿城会合，它们的彼得和保罗能够以爱和真诚来互相面对，在现代处境中的救赎信息才不会失去使徒的大能。如果我们常说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是美国新教自由派的声音，那么，新教的福音派也需要一个一致的声音。当这样的团结出现，福音派群体间的互相争斗将让位于上帝的荣耀，以及福音见证所带来的彼此促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最负责任的群体也不免走向衰败。
[1] 自由派的发言人也承认，将基督教的社会责任与具体决策关联起来很不容易。贝内特在《基督教伦理与社会政策》（Christian Ethics and Social Policy）一书的第二章列举了一些问题。但困难不应成为袖手旁观的借口。
[2] 一种民主议事规则。通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如果少数一方不同意多数的意见，通常会保存（有时是秘密的）一份少数派报告。——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