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作者：卡尔·亨利/翻译：陆迦
序言
我的一些福音派朋友认为，现在不是给基要主义“动手术”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等待，直到基督教内部的张力减弱。
我不认为等待是明智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有这样一种担忧，它是出于对现实的审慎考虑，而非杞人忧天。这种担忧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复兴使徒时代的热情，基要主义在两代人之后将萎缩为仅能苟存的宗教派别，或者一旦天主教在美国雄踞一方，基要主义将再次沦为受人鄙视和排挤的教派。对我而言，唯一可行之道，是重新发掘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和上帝的救赎大能，来挽救我们颓废的文化，再次赋予人类生活以重要意义。正是对古典哲学的重新发现，刺激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给西方文化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把握机会，就可以重新发现圣经及道成肉身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而且，基要主义是一个不断被人肢解的对象。几乎没有人身处大学和世俗的学院——更不用说一些神学院——而意识不到我们正在备受攻击。很多服侍大学生的牧者抨击替代性救赎论（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指责它与人类的道德意识不符。（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人类宗教情感已被罪玷污的人而言，人类的道德意识是不可靠的。这种道德意识把人带离救赎之路，使之仰赖人内在的良善。而现代人最需要被拯救，脱离这样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对上帝所提供的救赎感到愤怒。）但这种对于核心教义的攻击并不令我感到沮丧，因为在未来某一天我们不再需要信心而是亲眼见到耶稣之前，启示与非启示的观点必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我更担忧的是，我们已经招致不必要的批评和奚落，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某些场合高谈阔论我们立场中那些无关紧要、甚至是晦涩难明的方面，视其为最重要的观点，以至于我们没能以希伯来基督教的全备精神与其当代对手交锋。随着文艺复兴理想的破灭，作为福音派，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事情做出清楚的区分：哪些是基本教义，反映我们一致认同的超自然世界观和人生观；哪些是容许存在的分歧。虽然就这些分歧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却仍能忠实于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本质。但除此之外，我吐露我的担忧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将基督教的精神，建设性地应用于那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若不如此行，别人就不会听我们所讲的福音。或许我们还可以持续一两代人，甚至可以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宣教大军，抢救出许多人，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想把救赎性的基督教作为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那就要竭尽全力将之发扬光大。我并非没有留意到一些颇有成效的努力，如厄尔·皮尔斯（Earle V. Pierce）博士的著作《教会与世界局势》（The Church and World Conditions），但我仍然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正视我们所处困境的严重性。
再者，我深知那些不认同超自然主义信仰的人，可能会歪曲或误解本书所流露的情绪，但我不会因此而踌躇不前。那些能够理解的人，会知道我书中所写的怀着“不安的良心”的人，不是那些对圣经真理感到困扰的人——在我看来，唯一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恰恰只有圣经真理——而是那些忧心于如何将圣经真理有效应用于现代人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常常感到挫败的人。我所关心的是基要真理的应用，而不是反对这些真理。
我也承认，把这种“不安”说成是普遍性的，可能过于乐观了。我们很多的圣经学院、福音派学院，甚至神学院，似乎还沉浸在对我们肩负的新责任的盲目无知之中。我的期待是，那些在刚读此书时毫无良心困扰的人，在看完本书前就能够心有戚戚焉。
最后我还想多说一句。很显然，要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很多建设性的努力。有时候我满足于陈述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而不是武断地提出主张，为的是激发共同的努力。这本书是为我的福音派同道而写，希望他们不要把我的忐忑之语当作恶意中伤。我希望能和他们一同并肩而立，坚定我们的信念：我们在此世不仅是天路客，也是福音的大使。
本书各章内容曾以简短的形式呈现于我在戈登神学与宣教学院（Gordon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Missions）所作系列普及讲座中。
卡尔·亨利
1947年
第1章：基要派人道主义的[1]失落
[1] “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在这里指关怀人类的福祉。
保守派基督教现今的倾向是过分强调宗教现代主义的困局。
现代主义的困局确实十分严重，其关于世界必定进步、人本质上良善这些肤浅的主张，已经宣告破产。不仅严谨的圣经解释，而且1914-1946年发生的世界大事，都谴责了这种乐观的自由派信仰。
但是，当代基要主义自身并非没有内疚的时候。因为世界危机也令基要主义陷入窘境。福音派的窘迫，不能以突出别人的困局来掩盖。即便这样做，这种小诡计也难逃警醒的现代人的法眼。
当代福音主义的窘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非福音派的角度，二是福音派的角度。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都相当严重。
非福音派人士反对新教基要主义，指责其欠缺社会议程，对世界公认的罪恶缺乏实际的抨击。其他的不满则主要针对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宗教自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宗教人文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代言人都有一套共通的理论架构，其哲学前设与正统的希伯来基督教信仰很不相同。非基督教群体则不去理会超自然主义式的形而上学。尽管他们把当代正统基督教看作是传统蒙昧主义的残余物，然而，理论上他们也承认福音派有权持守他们所热衷的任何教义体系。但是，令自然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他们为世界新秩序忧心忡忡之时，新教基要主义却毫无社会热情。由是观之，基要主义反成了现代的祭司和利未人，对受苦的人绕道而行。[1]
当聚焦于公认的种种社会罪恶，诸如侵略战争、种族仇恨和不宽容、私酒买卖以及劳工剥削时，问题会更加清晰。
旨在减少以上罪恶的社会改革运动，没有获得大部分福音派基督教的主动合作，更谈不上积极参与。事实上，基要派教会越来越拒绝参与那些抨击社会弊端的运动，他们对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的有意回避和尖刻批评，就是很好的例子。
现在，如果他们的抵制伴随着超自然主义信仰下对社会弊病的有力抨击，那么，非福音派人士对此会更容易理解。但是，在大体上，基要派对社会弊病的抨击是口头多于行动。他们透过全美福音派联盟（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或美国教会联合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这样的机构，与其他宗派曾经有过一些合作。美南浸信会在抵制联邦基督教协进会的同时，某种程度上有较好的表现。但是，福音派的社会行动一直显得很不稳健，并且常常是应急性的。
这种状况甚至有更糟糕的一面。大多数的基要派牧者，在过去世界分崩离析的年代，越来越少谈及社会罪恶。要找到一位愿意花点时间谈论世界罪恶的保守派牧师非常不容易。
笔者曾对一百多位福音派的牧者提出以下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过去六个月的讲道中，用较长的篇幅谈论并谴责侵略战争、种族仇恨和不宽容、私酒买卖、劳工剥削等等罪行——不只是偶尔提到或举例，而是直接抨击这些弊端，并提出你认为可行的方案？”当时没有一个人举手回应。如今，这种状况已经不再是基要派中某个宗派的特色，而成为大多数基要派讲道中的显著特色，即不愿意与社会罪恶作斗争。
必须承认，有一些基要派群体，他们从未失去对世界的强烈关注，尤其是那些非常看重自己从约翰·加尔文承袭了改教传统的群体。对教义的热衷使得他们对伦理很感兴趣，而不是排斥伦理议题。由于基要主义背负着对世界罪恶无动于衷的恶名，所以这些群体在坚守超自然主义之外，试图脱离基要主义阵营。此外，被归咎于基要派的不仅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现代社会还有一种成见——不论公道与否——把基要主义看作是一群坚持分离主义、反对合一的人，他们坚持一套未经批判的神学理论，[2]一种过分情绪化的复兴主义。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以乡村民间音乐取代教会伟大传统圣乐的趋势，一些教会几乎变成了属灵化的点唱机。那些道德上严谨的少数基要派认为，这些趋势丝毫没有表现出福音派的优良传统，正是因这些伟大的传统，他们过去未曾想要脱离基要派阵营。正统改革宗的发言人更是认为，“基要主义”的称号最初是以忠实于正统教义，而不是以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为其特质的。基要派是一群笃信圣经的基督徒，把超自然看作是圣经的核心部分，他们看待神迹不像自由派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视为偶发事件和多余的记载。正是因其对历史性福音派基本教义的认同，而不是因其对全球紧迫问题的日趋沉默，基要派一度获得了现代正统派（modern orthodoxy）的美名。这一点从当代基要主义的发言人——如已故的梅钦——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梅钦极力主张基督教对世界危机可以发出适切的信息，不论是多么棘手的议题。
然而，一直以来基要派普遍漠视其宗教信仰中的社会内涵，这一点如此明显，以至于非福音派人士有时会因他们对待世界局势的这种态度而把他们归类为悲观主义者。
在所有表面看来不和谐的哲学结合中，这是最令人吃惊的：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虽然在历史上曾为现代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提供了发展背景和某种程度的支持，如今却被指责为已经丧失了对人类福祉的关怀——这个指控确实令人震惊。
但是，从为数不少的宗教现代主义者、道德理想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基要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共同之处，正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在其视野中的消失。
这不是说基要主义对罪没有强烈的反对。在评估两次世界大战所揭示的人性黑暗的所有现代观点中，基要主义对人的境况给出了最现实的看法。人的罪性、罪的深重可怕，以及唯有上帝能够救人脱离他的悲惨处境，这些主张都是福音派教会的老生常谈。但是，基要主义所抨击的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个人层面的罪，而不是社会层面的罪。
如果说保守派教会的道德平台汇聚的都是一些诸如“禁止含酒精饮料、电影、跳舞、打牌和吸烟”的陈词滥调，那也是不公平的，但对于大多数的基要派会众来说，这些确实是他们主要的道德议题。在一所规模很大的基督教学院，一位校牧最近在讲道中表达了他的震惊，在世界各地战乱四起之时，校报花费很大篇幅进行讨论的首要问题，竟然是关于玩国际象棋的对错。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在抨击个人的罪的时候，基要派教会其实也间接地击中了一些当代的主要问题。基要派强烈反对饮酒，在某种范围内，这打击了私酒买卖，虽然它未曾制止贩酒行为本身，而只是教导信徒与之保持距离。另外，基要派反对看电影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忘记了摄影机也可以用来荣耀上帝。尽管如此，它还是表达了一种对好莱坞制片人所推崇和引以为荣的世俗、异教价值标准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点上，基要派经常敏感地意识到，相比宗教现代主义，传媒对基督教信仰具有更大的腐蚀破坏作用，而自由派只是以“最好、好、不推荐”给电影作出分类。然而，基要派似乎喜欢采用一成不变的方法，教导其会众反对所有电影，好像电影天生就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努力去改变电影内容本身。
此外，由于基要派内部在全国不同地区应用不同的道德标准，这使个人道德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例如，吸烟在出产烟草的南方各州几乎不被认为是罪，在北方则被认为是罪。[3]北方浸信会的牧师可以和他的妻子去男女混合的游泳池，但这在很多南方的教会则会受到执事会的指责。
举出这些例子的目的，不是要呼吁放松个人道德，而是强调这些个人议题总是受所处地域的影响，这多少增加了基要派牧师教导道德议题的难处。
更加严重的是，福音派圈子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基要派道德戒律的批评。这不仅反映了传统信仰生活日益遭到背离，而且，正如那些非福音派人士所指出的，这种在个人和社会行为方式层面上对福音派价值观的背离，是某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拒绝与全球性重大难题发生关联。当然，非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知道，他们的人生观与基要派很不相同，但他们认为，基要派日益增多的对清规戒律的反抗，其原因不仅可以追溯到福音派一些古怪的道德要求，也可以追溯到反基督教的道德理论在社会的全面渗透。但其中有个问题一直存在，那就是一个人可否长期漠视社会公义和国际秩序中的种种问题，却仍可以发展出健全的个人伦理。
谈论基要派教会典型的道德主张，不可不提及其对离婚的严苛态度，它与对家庭关系日趋松弛的世俗观点恰成对比。在今天，也只有在基要派圈子里才严格坚持只有死亡和犯奸淫才可以结束婚姻的盟约——虽然在此处也像在别处一样有一些例外。这个观点对于家庭完整性的贡献，以及对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意义，从其社会后果来看绝非不重要。因而，从某个角度可以说，社会改革家对修复美国家庭破裂所作的努力，尚不如基要派关于一夫一妻家庭生活的神圣性宣告更能直捣问题的核心。
但在这里必须再次承认，美国文化对富有生命力的基督教的背叛，意味着家庭问题和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在无数家庭里还没有被认真面对，而相应的救治措施也可以为福音布道带来更有利的土壤。因着以上理由，即便不相信超自然思想观念的人，也会寻求福音派对他们的改革活动的支持。
福音派运动在反击社会罪恶的任何战役中都无法做出令人称许的回应，最终使得非福音派人士怀疑基要主义在本质上存在某种缺陷，使其无法产生一个世界性的伦理观。最流行的看法认为，基要主义对人性过度悲观，以致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社会行动。
这种看法坚称，福音派超自然主义有其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缺失，它妨碍形成有力的社会推动力。这种现代思维是当代思想中最令人不安的分界线之一。在寻求能够带来全球秩序和人类手足之情的全球思维中，当代思想界不再聆听那些被怀疑为没有世界性议程的观点。它拒斥基要主义，认为在这种基督教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表现形式中，人道主义已经从基督教中失落。
[1] 这里借用了新约《路加福音》10: 25-37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一个受伤的人躺在路上，祭司和利未人路过时都没有施以援手，只有撒玛利亚人愿意救助他。——译注
[2] 许多新闻报纸错误地将基督教基要派信徒归入膜拜团体成员（如同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拥护者），而膜拜团体是福音派信徒首先要与之划清界限的。
[3] 尽管美南浸信会联会于1937年作出声明：“吸烟在基督徒，特别是在传教士、教会领袖和宗派内部机构的同工当中流行，这不仅对吸烟者的健康有害，也对基督的事工有害。因为它削弱了福音的信息，降低了那些受托传讲福音的人士的影响力。”
